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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公布的宏觀杠桿率季報顯示，一季度，宏觀杠桿率從2022年末的273.2%上升至281.8%，上升了8.6個百分點，升幅明顯。其中，非金融企業杠桿率創新高，居民部門杠桿率重拾上升趨勢，政府杠桿率升幅較小。
所謂宏觀杠桿率，是指非金融企業部門、政府部門、住戶部門的債務余額與國內生產總值（GDP）之比。宏觀杠桿率反映了債務性融資規模與經濟發展的比例關系，宏觀杠桿率越高，意味著債務壓力越大。
宏觀杠桿率反映的債務規模與經濟發展關系，一般情況下，宏觀杠桿率越高，債務風險越大。但是，也不是絕對的，而要看宏觀杠桿率結構、特別是債務結構，看經濟增長情況，看宏觀經濟環境。如果存在一些突發性、暫時性因素，宏觀杠桿率的提高，可能帶來的安全風險會小一些。反之，則會大一些。
而從我國一季度宏觀杠桿率上升的原因來看，非金融企業杠桿率上升較快，是比較正常的現象。原因就在于，隨著新冠疫情進入“乙類乙管”，企業生產經營逐步恢復、對資金的需求增多，而各類投入的產出又有一個滯后過程，投入與產出沒有形成有效呼應，非金融企業杠桿率上升是很正常的。更直接地說，就是非金融企業的負債擴大了，產出還沒能在一季度得到反映，需要在后面逐步體現到經濟增長之中，自然，非金融企業的杠桿率會出現階段性提升。即便如此，對非金融企業杠桿率大幅上升，還是要引起高度重視，不能坐視不管，更不能不聞不問。
政府杠桿率升幅較小，也符合當前政策和管理現狀。一方面，由于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尚未完全消除，企業運行仍然非常困難，政策層面不可能一下子“清零”、政策不能完全退出。特別是對小微企業的減免稅政策，會維持一段時間，直到企業全面走出困境。如此一來，政府的收入就會受到影響，支出則維持高位，杠桿率提升，比較正常；另一方面，由于對政府負債問題高度重視，采取了一系列控制地方政府擴大債務的措施，地方債擴張的勢頭得到有效控制，債務規模沒有明顯擴大，一定程度上，也使得政府的杠桿率沒有出現明顯上升。隨著經濟全面恢復，企業走出困境，減免稅政策等推出，財政收入步入正常增長軌道，政府杠桿率還會出現下降現象。
需要引起關注的另一個問題，就是居民的杠桿率重拾升勢。雖然按照地方政府和相關職能部門的想法，希望廣大居民能夠增強消費意識、擴大消費，尤其是住房消費，以拉動房地產市場走出低迷。但是，顯然是只從經濟增長、房地產脫困的角度考慮問題，而沒有站在廣大居民利益一面考慮后果。因為，居民杠桿率重拾升勢，絕不是消費意識增強的表現，而是在地方政府的政策鼓勵下，一部分居民負債購房的結果。這樣的杠桿率上升，還是值得擔心的。居民負債消費，如果放在綜合消費能力的提升上，是可以的，也是對經濟增長有利的，單純的住房消費，對未來消費能力的傷害是非常大的，必須嚴格控制。
這是從三個層面對杠桿率大幅上升的原因進行的分析，但是，從結構角度分析，在非金融企業杠桿率上升中，房地產開發企業重新獲得金融部門的大力支持，投放給房地產開發企業的資金大幅增加，也是導致非金融企業杠桿率上升的重要原因，而且是隱含風險較大的原因之一。因為，房地產開發企業杠桿率的上升，建立在庫存房沒有有效消化和減少，而是在增加，在更多占用銀行資金。管理層允許金融機構給開發企業提供資金，是想以四兩撥千斤的作用，推動開發企業加快存量房銷售，加快資金回籠，并盡快償還銀行新增貸款。可是，從實際情況來看，顯然有點想當然。因為，廣大居民并不買賬，就算居民負債有所增加、杠桿率回升，與開發企業需要的銷售量相比，也相差太大，根本無法滿足開發企業需要。如此一來，非金融企業杠桿率上升，就面臨著一定的風險。
正是因為如此，在分析一季度杠桿率上升問題時，一定要高度重視杠桿率結構問題，重視杠桿率上升到底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，是制造業加大投入、加快技術升級、加大企業轉型力度、重視產品開發、品牌培育造成的，還是房地產開發企業庫存房增加、資金占用增多造成的。如果是后者，就必須采取措施，減少資金占用。否則，安全隱患較大。就算經濟增速恢復，可以帶來宏觀杠桿率下降，或增幅回落，也不能忽視杠桿率結構問題。結構比增幅更重要，優化杠桿率結構，才能有效防范金融風險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