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7月，聯合國五家機構發布的2022《世界糧食安全和營養狀況》報告顯示，2021年，全球受饑餓影響人數增加到8.28億人，占世界人口的9.8%。受地區沖突、氣候沖擊、新冠疫情和大規模公共債務負擔的影響，多重糧食危機正在逼近。
全球饑餓“新常態”
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與世界糧食計劃署聯合發布報告指出，頻繁且反復發生的氣候沖擊與地區沖突持續，導致突發性饑餓狀況已經進入“新常態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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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伊始，世界“糧倉”的動蕩擾亂了全球供應鏈。烏克蘭和俄羅斯約占全球小麥貿易量的29%，出口中斷使得阿富汗、埃塞俄比亞和敘利亞等高度依賴小麥進口的國家，饑餓狀況進一步惡化。這些國家不得不為全球糧食分配不均和糧價上漲承擔最痛苦的成本。
另一方面，氣候變化和環境破壞加劇了糧食危機。聯合國糧農組織報告稱，全球約有三分之一土壤退化，導致土壤肥力流失、谷物和果蔬營養質量下降。今年，非洲之角遭遇了40年來最嚴重的旱災，農作物大量減產。7月，持續的暴雨和洪水席卷也門，導致約7.3萬人需要食物援助。
在“天災”和“人禍”一并出現的情況下，今年以來，世界糧食安全狀況面臨極其嚴峻的挑戰。據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發布的報告，截至今年6月，已有82個國家約3.45億人面臨嚴重的糧食不安全。其中，45個國家約5000萬人口距離饑荒僅一步之遙。
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也指出，當前全球饑餓水平處于新高。短短兩年內，嚴重缺乏食物保障的人數增加了一倍。
發展中國家尤其脆弱
聯合國關注的“饑餓熱點”地區橫跨三大洲，從中美洲到薩赫勒地區和非洲之角，再到也門、敘利亞、阿富汗……糧食危機是自然和社會多種因素引發的綜合性結果，因此經濟欠發達、政治不穩定、治理水平有限的發展中國家更顯脆弱。
受小麥價格持續走高的影響，作為全球最大小麥進口國的埃及，眼下也已深陷全球糧食危機的漩渦。歷史上，埃及也曾因糧食危機而出現多番動蕩。1977年，埃及政府試圖提高有補貼的面包價格，引發社會動蕩。2008年，該國出現小麥短缺令社會再次陷入動蕩之中。2011年，埃及民眾因主食成本飆升、經濟衰退等原因走上街頭抗議。
暴力沖突是糧食危機帶給脆弱國家的突出挑戰。“沖突帶來饑餓，饑餓助長沖突。”今年6月，世界糧食計劃署中東和北非負責人弗萊舍在接受《華盛頓郵報》采訪時說。
誠然，糧食危機將成為政治危機的導火索之一。2010年末至2011年初的“阿拉伯之春”，最主要的一個觸發因素就是糧食危機。近幾個月以來，全球食品價格指數一直高于“阿拉伯之春”爆發時的水平，若糧食危機持續加劇，其連鎖反應極易演化成新一輪政治動蕩。
此外，在全球糧食危機面前，發展中國家最容易受到分配不均的影響。世界糧食計劃署執行干事戴維·比斯利表示，糧食署的運營成本處于歷史最高水平，國際人道主義援助缺乏資金，甚至可能難以保障在脆弱國家資源分配的公平性。
合作抵御未來沖擊
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日前再度發出警告，數十年來全球在抗擊饑餓方面取得的進展正在發生逆轉。面對這場可能帶來巨大災難的全球性危機，國際社會應聯合行動，拯救危機中面臨威脅的生命。
聯合國糧農組織總干事屈冬玉在二十國集團農業部長會議上，也強調各國仍需在貿易、創新、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多措并舉，增強全球農業糧食體系的韌性。
亞洲是加強南南合作以應對糧食安全挑戰的重點區域。這些年來，印度尼西亞積極響應聯合國糧農組織旨在支持農業糧食體系轉型的“數字千村”倡議，推動農業數字化。沙特薩勒曼國王人道主義援助賑災中心通過“手拉手”計劃，捐款500萬美元，幫助也門農民家庭改善營養狀況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中國一直是聯合國糧農組織南南合作框架下資金援助最多、派出專家最多、開展項目最多的發展中國家。近年來，中國累計向糧農組織南南合作基金捐款1.3億美元，向亞洲、非洲、拉美和加勒比等地區派遣了大批專家和技術人員。今年7月，中國政府通過世界糧食計劃署向超過17萬布基納法索的脆弱人群提供緊急糧食援助。
世界糧食計劃署駐華代表屈四喜對此指出，中國在保障糧食供給的同時，也在積極維護全球糧食安全，促進共同發展。
步步逼近的糧食危機何解？如世界糧食計劃署報告所強調的，面對糧食危機的關鍵不在于負面事件是否會繼續發生，而是在于“我們如何采取更果斷的行動，強化抵御未來沖擊的能力”。
（文章來源：國是直通車）
